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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考改变机遇

  从等待分配到自主创业

  朱良 朱天宇 罗先琪

  2003年,全国暴发非典疫情,北京市中小学全面停课。6月7日,全国高考拉开帷幕。这是恢复高考以来,首次远离酷暑在6月举办的全国统一高考。仍未解除非典疫情的北京,8万名参加高考的学生走进了考场。

  当天,所有参与高考的人员都必须持健康证参加高考,监考老师、警察、高考巡视员和新闻记者也都要像考生一样递交14天的体温检测记录,经过体温测试后方可走进考点。

  这场非常时期的高考,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顺利完成。17天后,WHO将中国从疫区中除名,北京各高校和中小学的教学工作恢复正常,约70%的高考考生如愿步入大学校园。相旭阳

  “最难就业季”,似乎每年都在上演。恢复高考40年来,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攀升。据统计,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795万,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也更加激烈。

  从上世纪80年代的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,到90年代人山人海的双选会,再到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中关村创业大街,这样的改变恰恰来自于高考所带来的人才累积。

  “一毕业就是干部,收入也比很多工人要高”

  人物:朱良

  现职: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

  毕业年份:1984年

  院校:北京化工学院(现北京化工大学)

  就业方式:国家分配

  回忆起高考,55岁的朱良笑谈自己恰好是赶上“剧变”的一代。

  1977年深秋,正读初三的他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,顿觉眼前一亮。朱良明白,如果考上大学,不仅是实现“鲤鱼跳龙门”,更意味着国家包分配。

  1980年8月初,朱良如愿收到录取通知书,成为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29名本科新生中的一员,“我们那届10个正式班,总共300人左右,年龄跨度起码有10岁。”

  毕业后,朱良被分配到北京化工研究院,“也不知道具体是依据什么分的,成绩只是一方面,还要参考家乡等因素,很复杂。单位级别跟学校好坏并不完全相关,因为是计划经济,有行业所属,一些学校听起来没那么好,但跟部委对口,有不少指标。但不管去哪儿,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。”

  对于这样的结果,朱良没有像高考时那么激动,“只要是大学毕业生,基本工资都一样,也不懂有什么福利待遇上的差别,对工作好坏完全没概念,觉得无非就是个按部就班、顺其自然的过程。”

  入职第一个月,朱良拿到实习期的46元基本工资,加上物价补贴、洗理费以及化工行业的保健费等,实际到手70元,“那个年代,大学生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,一毕业就是干部,收入也比很多工人要高。”

  仅仅过了一年,朱良便赶上工资制度改革,“基本工资一下子涨到70元,单位也开始搞承包制,差距逐渐拉开。”

  33年来,朱良始终没有换过单位,从技术员一路干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,“可以说,高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道路。如果当初没考上大学,后来几十年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  “双选会人山人海,跟逛庙会似的”

  人物:朱天宇

  现职:蓝驰创投合伙人

  毕业年份:1999年

  院校:上海交通大学

  就业方式:双向选择

  在朱天宇的字典里,一开始就没有“等待分配”这样的字眼。1995年秋天,当他南下踏入上海交通大学校门时,已经做好了四年后自己找工作的打算。

  入校以后,朱天宇努力规划着自己的大学生活,而政策也在悄然生变。1996年1月,《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》颁布实施,“自主择业”正式步入人们的视野。

  每年寒暑假,朱天宇都会积极尝试各种兼职,“我是学金融的,去过银行和券商实习,也在学校网络中心、旅行社、翻译公司做过,主要是想多一些尝试。”

  大四那年,朱天宇早早加入了求职大军,交大是重点院校,很多企业会到学校开校园招聘会。

  像周围很多人一样,朱天宇也曾抱着一大摞打印好的纸质简历去参加大型双选会,“很多企业摆摊儿,人山人海的,总觉得至少去刷个经历,结果跟逛庙会似的,只算凑个热闹,效率很低。”

  在朱天宇看来,大学毕业时,不少人还很难明确回答两个问题——自己喜欢干什么和擅长干什么,结果便只能随大流,“在当时,国考还没火起来,相比之下,麦肯锡、波士顿、汇丰银行等外企更加热门。学院虽然也还有个别体制内单位的推荐指标,但起薪吸引力有限,更多人还是愿意到市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。”

  求职过程中,不想当“螺丝钉”的朱天宇有意避开了相对安稳的商业银行,最终,朱天宇从四个录用通知中选择了网易的企业发展部。

  而这段求职经历算得上“时髦”,“我在求职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,在线投递了简历。早期的本土互联网公司招聘流程很像外企,除了常规的笔试、面试外,还有竞争性鲜明的群面。”

  如今,在创业投资领域打拼多年的朱天宇庆幸当年没有“被分配”,“否则我恐怕很难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。”

  “5次团队重组,4次资金链断裂”

  人物:罗先琪

  现职:谋者CEO

  毕业年份:2013年

  院校:北京航空航天大学

  就业方式:自主创业

  罗先琪相信,自己骨子里就是个“爱折腾”的人。

  2006年,作为西安交通大学飞行器总体设计专业的大一新生,罗先琪已经开始兼职“挣外快”,“第一次是卖英语报纸,不过只干了一周,小赚几百块钱。”

  打那以后,罗先琪一发不可收拾,“手机卡业务、卖旧书、给大学生提供日常用品,还有各种代理,能想到的几乎都做过。”看似不起眼的活计让罗先琪收入颇丰,“四年下来,我们四个人总共挣了五百多万,我分得近百万。”

  揣着这笔“巨款”,罗先琪于2010年进京读研。在他被保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罗先琪继续自己的“老本行”,“除了卖旧书,还办过旅游年卡,倒腾各类学习班的信息,可惜都没成功。”两年半后,再次临近毕业的罗先琪腰包里只剩下六七十万。

  按照“工作三年再创业”的计划,罗先琪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了自己的求职路,“总共拿了五六个录用通知,主要都是去航空航天系统内的研究所做工程师。”第一个月,罗先琪实际到手的工资只有2800元,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,“涨幅也不大,到2014年底,还停留在刚满4000元的水平。”

  于是,罗先琪选择辞职,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做互联网产品运营。遗憾的是,这里的经历没想象中那么顺利。三个多月以后,他不得不以裸辞的状态离开,被迫提前启动创业计划。

  2015年3月,罗先琪只身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,在车库咖啡的沙发上睡了整整21天,“期间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,喝咖啡的工夫,我跟一个投资人闲聊起大学里的故事和工作后的经历,对方当即决定给我百万级的投资。”

  离开车库咖啡,罗先琪又在中关村附近住了一个月的地下室,“一个床位每天68元,就是个大通间,里面起码有二十多个人。”之后,罗先琪不惜以每月5000元的租金入住苏州街的YOU+创业社区,“看中的是那边有更多人脉资源。”

  尽管研发产品“谋者App”已在2016年6月正式上线,但两年时间里,罗先琪经历了太多起起伏伏,“5次团队重组,4次资金链断裂,自己没进腰包一分钱。”眼下,罗先琪坦言创业仍处在低谷期,但谈到未来,他坚定地表示,“肯定要继续做下去,从没想过要放弃。”

  本报记者 宗媛媛

  四十年高考大事记

  2000年

  一直由国家“全包”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, 标志着高校招生“并轨”改革完成。

  2000年

  北京、上海、安徽进行了春季招生改革,从此形成普通高校每年有“两次考试、两次招生”的新模式。

  2001年

  国家取消高考的多项限制,社会上出现一批“爷爷考生”、“奶奶考生”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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